●西方表露出病态心理般的“中国综合征”，正在打破西方自身理性追求真理的学术传统
●中国人可以这样质询西方：今天美国的本地人（印第安人）在哪里，他们的文化和人权怎么样？澳大利亚的原住民在哪里，他们的权利是否得到了尊重？丹麦是否妥善保护了格陵兰人的文化权利？
●现在预测中国崛起对于西方来说究竟是打乱、重构还是建立新的世界秩序，都为时过早
“你们西方的学术界怎么了？”
很多西方人，特别是年轻的一代，对于西藏的了解仅限于他们受到的教育以及来自媒体的鼓噪，所以，他们认为西藏一直到1959年“共产主义的中国”侵犯了那片土地之前，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西藏曾是一个国际上公认的国家吗？在1959年以前有任何西方国家与西藏建立过官方或外交关系吗？其实，回答这些问题并不困难。最好的办法，就是运用西方人自己创造的权威理论和学术资源。
1892年在德国莱比锡出版的《德文百科全书》里明确说明，1890年亚洲的政治版图显示出西藏是中国（清朝）的一部分。
附加在1914年版美国的大学《新生手册》后面的兰德公司麦那利地图显示，西藏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在“政治与宗教”这一章节中，该书这样描述西藏，“虽然西藏是一个神权政体统治的地区，‘教堂’就是政府，‘教父’是真正的统治者，但中国是西藏的宗主，中央的权力由两个官员代行……”
1911年版的《大不列颠百科全书》这样定义中国：“一个东亚国家，……还包括满洲诸省、蒙古、西藏和新疆。”同时，该书称：“西藏是中华‘帝国’的一部分。”
1912年版《天主教百科全书第14卷》写道，18世纪中国乾隆皇帝开始行使对西藏的主权。早在1725年中国就任命两位高级行政长官管理当地的世俗事务，1793年皇帝的诏书指示，今后的达赖喇嘛转世由金瓶掣签认定。
1906和1920年版丹麦的《丹麦语大百科全书》，每一版中记叙的中国政治版图都说，西藏是中国（清朝、中华民国）的一部分。两版都将西藏定义为中国属地。
1903年9月的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在“西藏探索”专刊中写道：“为了避免因选举达赖喇嘛而引起的混乱，选举委员会将三张写有三名男孩姓名的纸条放到一个金瓶中，满族的居民用一根小木条从其中选择一个。掌握实权的达赖喇嘛委员会，由四个被称作‘噶伦’的人组成，他们必须经中国皇帝的委任。当时（西藏）的管理权被一个封闭的封建农奴主体制所掌控，贪污和腐败几乎非常普遍。”
以上资料充分地解释了西藏在1911年辛亥革命前大清帝国的国家体系中，是否同中国具有宗主关系，或者西藏在民族国家体系下是不是中国“主权”的一部分。革命之后，更没有任何史实能够证明西藏曾经是一个“独立”国家或地区，而这些资料都来自西方人自己对历史的叙述。
日益发展的中国要举办世界最大的体育赛事，西方表露出心理学中“迷失”、“歇斯底里”与“妖魔化”的病态心理。这种反应被称之为“中国综合征”。“中国综合征”正在损害的不仅是中国与西方的关系，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打破了西方自身理性追求真理的学术传统，在西方现有的舆论构造和业已形成的历史知识之间表现为一种伪善。中国人应该大胆地向西方质询，“你们西方的学术界怎么了？”
西方国家有资格当“人权卫士”吗？
西方人必须扪心自问，为什么自己会不尊重历史和知识呢？正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现代藏语研究中心主任、《拉萨———街道印象》一书的作者罗伯特•巴尼特所说，真正的事实是历史上西藏从没有被世界舞台上的任何主体所承认，甚至连今天的达赖喇嘛自己都不曾质疑中国对西藏的主张。
最近，挪威特勒姆瑟大学社会和社团心理学教授弗洛伊德•鲁德明，在CommonDreams.org网站上撰写的《伪善和危险的反华展示》一文中，一针见血地揭示了西方伪善的人权纪录和双重标准：“我们听到‘种族入侵’和‘文化灭绝’的呼吁。但是，我们没有听到，这些话是应该适用于西班牙和法国警察们对待少数民族巴斯克人的。我们也没有听到，这些话适用于1898年美国吞并夏威夷王国时的情景。同样的地方还有迭戈加西亚。在不算很久前的1973年，英国用武力从印度洋的迭戈加西亚岛驱逐了土著查戈斯人，查戈斯人只允许携带一个装有衣服的手提箱，除此之外再不允许携带任何东西，家里的宠物被放到燃气炉中烧成了灰烬。彻底的种族清洗，彻底的文化灭绝。这是为什么？答案是为了建立一个美国的空军基地。这个基地曾经用来轰炸阿富汗和伊拉克，接下来很可能用来轰炸伊朗和巴基斯坦。如今的迭戈加西亚岛，除了英国和美国人之外已经没有其他人居住了。如果要质询、谴责西方的不法行为，这同样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地方。”
如今，中国人需要非常郑重和合法地怀疑西方作为“人权卫士”的资格，并可以这样质询西方：今天美国的本地人（印第安人）在哪里，他们的文化和人权怎么样？澳大利亚的原住民在哪里，他们的权利是否得到了尊重？丹麦是否妥善保护了格陵兰人的文化权利？而中国少数民族的真实情况是，无论他们的状况如何受到争议，但他们的人口都在不同程度地增长，他们的民族语言得到了保护，他们享受比汉族（占中国总人口的92%）更多的权利，特别是可以不受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
事实上，当一些西方政客宣称要抵制北京奥运会的时候，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胆敢声称采取其他任何实质性的措施，诸如政治和经济禁运。显然，经济制裁将损害他们自己的利益，而一场体育赛事则不会。西方世界也因此不曾在任何人权问题上取得一致。对于中国来说，所谓普适的人权并不是西方国家值得为之牺牲的价值，而仅仅是一个政治武器而已。历史的经验已经给中国上了很好的一课，在资本主导的社会里，不存在一套始终如一的规则和价值，因为这样的社会本身不能够超越政治和经济利益而存在。 西方国家有资格当“人权卫士”吗？
西方人必须扪心自问，为什么自己会不尊重历史和知识呢？正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现代藏语研究中心主任、《拉萨———街道印象》一书的作者罗伯特•巴尼特所说，真正的事实是历史上西藏从没有被世界舞台上的任何主体所承认，甚至连今天的达赖喇嘛自己都不曾质疑中国对西藏的主张。
最近，挪威特勒姆瑟大学社会和社团心理学教授弗洛伊德•鲁德明，在CommonDreams.org网站上撰写的《伪善和危险的反华展示》一文中，一针见血地揭示了西方伪善的人权纪录和双重标准：“我们听到‘种族入侵’和‘文化灭绝’的呼吁。但是，我们没有听到，这些话是应该适用于西班牙和法国警察们对待少数民族巴斯克人的。我们也没有听到，这些话适用于1898年美国吞并夏威夷王国时的情景。同样的地方还有迭戈加西亚。在不算很久前的1973年，英国用武力从印度洋的迭戈加西亚岛驱逐了土著查戈斯人，查戈斯人只允许携带一个装有衣服的手提箱，除此之外再不允许携带任何东西，家里的宠物被放到燃气炉中烧成了灰烬。彻底的种族清洗，彻底的文化灭绝。这是为什么？答案是为了建立一个美国的空军基地。这个基地曾经用来轰炸阿富汗和伊拉克，接下来很可能用来轰炸伊朗和巴基斯坦。如今的迭戈加西亚岛，除了英国和美国人之外已经没有其他人居住了。如果要质询、谴责西方的不法行为，这同样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地方。”
如今，中国人需要非常郑重和合法地怀疑西方作为“人权卫士”的资格，并可以这样质询西方：今天美国的本地人（印第安人）在哪里，他们的文化和人权怎么样？澳大利亚的原住民在哪里，他们的权利是否得到了尊重？丹麦是否妥善保护了格陵兰人的文化权利？而中国少数民族的真实情况是，无论他们的状况如何受到争议，但他们的人口都在不同程度地增长，他们的民族语言得到了保护，他们享受比汉族（占中国总人口的92%）更多的权利，特别是可以不受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
事实上，当一些西方政客宣称要抵制北京奥运会的时候，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胆敢声称采取其他任何实质性的措施，诸如政治和经济禁运。显然，经济制裁将损害他们自己的利益，而一场体育赛事则不会。西方世界也因此不曾在任何人权问题上取得一致。对于中国来说，所谓普适的人权并不是西方国家值得为之牺牲的价值，而仅仅是一个政治武器而已。历史的经验已经给中国上了很好的一课，在资本主导的社会里，不存在一套始终如一的规则和价值，因为这样的社会本身不能够超越政治和经济利益而存在。
中西方还需要一段相互适应期
中国的民族主义是两种情感的结合———引以为豪的古老文明与源自西方和日本的世纪耻辱。然而，今天的西方却对中国的民族认同保持着一份过时的观念。在欧洲对奥运火炬传递的干扰和西方媒体对中国的妖魔化面前，国内民众和海外民间团体的愤怒与反抗，显示出一种“自发的”民族认同，这绝不是由国家策动的，相反，这是民众自我培育的信心与自尊。
自从向西方开放以来，中国一直被西方看作是一个令人困惑的民族，神秘和深奥超乎西方想象。即使今天的中国成为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重要部分，在西方看来，中国仍然是一个很难去适应的国家。对于很多西方政客和决策者来说，中国没有遵守大多数在西方看来最为基本的准则，包括民族发展、财产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以及更重要的关于政治体系和大众情绪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
几十年来，对中国的着迷或困惑，给西方的学术界和新闻界带来深刻的影响，要么极度认可，要么对中国莫名其妙的巨变产生无限乐观或极度悲观的情绪。在20世纪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西方充斥着对中国发生“二次革命”的希冀，而在1989年以后，由于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认识的匮乏，西方又平添了几分怨恨。近几年来，西方又出现“中国即将崛起为超级大国”等言过其实的推测。西方的政客和观察家们一次又一次选择性地用中国的成功或失败的事实，衡量他们现有的理论或预测。
伴随着在近30年来中国的迅速崛起，中国发现自己成为了一个“中央王国”，被妒忌、羡慕、焦虑、担心乃至怨恨等种种情绪包围。在不远的将来，无论是正在崛起的中国还是已经崛起的西方，必须找到合适的路径去彼此适应。两者相互适应必须经历一段重要的时期，这段时期将充斥着抗争、调整和紧张。而现在预测中国崛起对于西方来说究竟是打乱、重构还是建立新的世界秩序，都为时过早。▲（作者李形是丹麦奥尔堡大学社会科学院教授。本文专为本报供稿，原文为英文，由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家关系学院硕士生张久安翻译。）
